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儿子小宝的那场急病。
那天半夜，孩子突然发起高烧，浑身滚烫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喂了药也不管用。
我急得六神无主，抱着孩子就往医院跑。
医生检查后说是急性肺炎，要立刻住院，先交五百块的押金。
可家里的钱，大头都被陈建军拿去应酬和打点关系了。
我掏空所有口袋，只凑到几十块钱。
我哭着求医生先救孩子，钱我马上去借。
我跑回家属院，挨家挨户地敲门借钱，低声下气，说尽了好话。
可谁家都不富裕，大家也都怕担风险。
我一遍遍地拨打陈建军办公室和他可能去的几个地方的电话，要么没人接，要么就说他出差了。
他明明昨天还说最近不忙，要在家多陪陪孩子。
天快亮时，我终于在邻居张婶那里借到了三百块，加上我偷偷藏起来的一点私房钱，才勉强凑够了押金。
我抱着烧得人事不知的小宝，瘫坐在医院冰冷的铁椅上，一夜没合眼，心力交瘁。
这时，隔壁床陪护的大叔翻开一张《羊城晚报》，读了出来。
“嚯！
红星机械厂的陈副厂长，年轻有为啊，在广交会上签了个大单！”
“旁边这个女秘书也挺厉害，听说帮了不少忙……”报纸上，陈建军站在广交会的展台前，笑得春风得意，旁边是穿着时髦花裙子的李梅。
报道盛赞他们为厂争光，为市里争光，说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。
原来，他不是没时间，只是他的时间，从来不属于我和儿子。
在他心里，广交会的风光远比亲生儿子的命还重要。
晚上，陈建军回来了。
他脱下外套，随手丢在沙发上，脸上是掩不住的得意：“秀娥，这次去广交会收获太大了，签了好几个意向合同！
李梅这丫头确实有点本事，帮我挡了不少酒，还认识了好几个外商！”
我坐在床边，看着脸色惨白的小宝，声音嘶哑地问：“你心里还有这个儿子吗？”
陈建军脸上的笑容僵住，随即皱起眉头，责备道：“我这不是为了厂子，为了这个家吗？
签了合同，厂里效益好了，大家日子才能好过！”
“再说，小孩子发个烧怎么了？
哪个孩子不发烧？
送医院不就完了，你至于哭丧着脸给我看吗？”
“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跑业务，应酬喝酒，容易吗？
你就不能学学李梅懂点事，帮我分担分担！
让我省点心！”
我最对他的指望，以及念想，在这一刻，彻底断了。
手腕上那串求他平安顺遂的菩提子，也彻底暗了下来。
我抬起头，看进他那双理直气壮、毫无愧疚的眼睛，平静地说：“陈建军，我们离婚。”
我对这个人，彻底死心。
说完，我不再看他那张错愕的脸，取下了手腕上的佛珠，放进了口袋。
